越来越多的受访者要求严格匿名甚至三缄其口。这令我感到苦恼。

我是一名半路出家的民生记者，两年前回国圆了记者梦。一开始我在一家外媒做事，受访者通常都实名出现，报馆对于语焉不详的匿名信源有严格要求，必须交代不能实名的原因。后来我离开外媒来到了内媒，报道教育和健康领域。那时我认为自己跑的口没啥敏感的，更觉得身边一些科研教育界的亲朋好友，应该都挺乐意接受我采访的吧？

结果我屡屡碰壁，我开始困惑，并难以分清什么是不敏感的。

先从11月底北京“史上最严重”雾霾说起。那几日给人的感觉堪比世界末日，浓度逼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北京市环保局解释称，之前只预测到连续2日重污染，没想到雾霾很快“反弹”，因此没有发出红色预警。

雾霾最严重时，各种手机空气质量监测app纷纷显示上限500以及“beyond index”。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又在家庭微信群里发送各种食疗驱霾法。我的表姐是一位科研人员，在北京某科研所工作。她晒出了一张图，是他们单位实时监测到的当日雾霾数值。数值逼近1000，表姐在群里说“绝对准”。

每逢雾霾发作，我的好闺蜜、环境记者小钰都狂写雾霾稿。小钰四处问询监测数值，非常着急，她说当时环保部门公布的就是上限500。仗义的我马上告诉她，北京**院的监测数据是多少。还是小钰成熟，她问我这数据能用吗？

我犯了难，想起上次因为北京控人严卡应届生进京指标的事问了表姐，后来虽然匿名使用，她还是很不悦，害怕“领导怪罪下来，如今都不让瞎说”。

这一次，我再次厚颜无耻地问表姐，那个，你刚才群里发的数据，能用吗？表姐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

“我肯定给你匿名，就说北京**院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行吗？”

“绝对不行。你得得到官方许可。”

“这是公共事件，关乎很多人的生命健康，需要更多的人知道实情。”

“你可以来我们院里自己拍。”

“好。检测仪在哪个位置。”我马上戴起口罩，全副武装，打算穿越毒霾，穿越京城，自己去拍。

但表姐并没有回答我，没有她带领我也根本进不去。

说到这里，我已经非常生气。我在气什么呢？我感到表姐也非常生气，她又在气什么呢？

在一轮又一轮的霾中，母校遭遇了一次爆炸。12月18日上午，央视新闻率先报道，清华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一名实验人员死亡。之后《新京报》等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我一看画面，马上认出是何添楼，那里离清华附中很近。我马上把央视新闻的消息发给附中一位老师，问他听到了什么。他告诉我声音不小。但老师很快警觉，问我要干嘛。我马上解释说央视都报了，不算秘密，我就是跟进问问。但他马上回复说：“这。不好说。还是算了吧。”

“匿名也不行吗？”

“最近关于清华的消息有点多，慎重一点，实在抱歉。”

好吧。容我篡改一句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不说话的权利。

最近，北京市中考改革正式敲定。这一消息我“十一”的时候已经得到并报道了。这回落实了，我想采访几个身边的初中学生家长，对新中考方案怎么看？结果，愿意谈的没几个，谈了愿意署名的没有，连称呼“王先生”、“张女士”都不行。

所以我的稿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知情人士”、“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我悄悄透露一个秘密，有时“据接近**的人士透露”，就是**本人。所有人都在隐姓埋名。

12月26日，高华忌日，重温谢海涛先生的《高华的后二十年》，无限感慨。其中提到高华在接受独立导演胡杰采访时，披露了开写延安整风来龙去脉时的心境。高华说：“我感觉到，我应该写。第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东西，可以把这部分感受先写下来，至于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出版，当时都没有考虑。”

“写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这种恐惧，在时常和高华谈起文革的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看来，是“一种存在意义和形而上的恐惧”。景凯旋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的状态，80年代我们读卡夫卡，90年代接触《正午的黑暗》《1984》之后，就很能够理解这种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