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早上喝三元牛奶，想到挤奶工杨姐的娃儿即将回老家留守，心中难过。

北京三元奶厂挤奶工杨姐和费哥是两口子，安徽人，我在采访时认识了他们一家。他们的三个孩子自出生就在北京，好好一家人，马上要骨肉分离。“北京不让我们上学呀，我们回去就成小混混了。”杨姐的大女儿小梅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方针，首善之区北京对此回应特别积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但万万想不到，还能教育控人。

2014年北京非京籍“幼升小”被认为“史上最难”。“幼升小”只是今年教育控人链条的开端，“小升初”、“升高中”都对非京籍学生关卡重重，“异地高考”更是痴心妄想。

小梅在北京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六年级。父母办“五证”倒是不难，难在学籍。2013年8月，教育部在全国建立统一电子学籍系统。但在北京，自办校学生未被纳入电子学籍系统，“临时学籍”不管用。北京市规定，非京籍学生“借读”北京市学校，必须提供学籍证明及教育ID号。于是今年在自办校就读的小梅，即便办齐“五证”，也无法升初中。而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因为父母办不下来“五证”而升学无望。小梅回老家同样没书读，老家教育部门告诉杨姐，当地电子学籍建档去年已完成，今年无法接收无学籍学生。北京留不住，老家回不去。

有一种人口管控逻辑是，限制一个孩子上学，就赶走了一家外来人口。然而走的往往只是孩子。杨姐的弟弟在温州打工，已经留下了四个孩子给老人照顾。如果再加上杨姐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要照看七个孩子，简直不可想象。夫妻二人与孩子一起回去也不现实，他们在京生活已近20年，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也没有地。供三个孩子上学是笔不小的开支，回老家挣不到钱。杨姐说：“我原本以为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比我过得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去杨姐家采访时，她的脚面肿得老高。问她时她才说，这是被牛踩的。“牛脾气牛脾气，就说的它们。” 挤奶这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而且经常被牛欺负。这次就是在给牛插乳头时，被生气的牛踩了脚。杨姐没少吃牛脾气的苦，嘴唇被踢破了好几次。她丈夫费哥干活也很卖力。他俩每天早上从七点半到晚上十一点，要分三次给两百多头牛挤奶。和丈夫来京近20年，每年的春节都是在挤奶中度过。自我奶奶到我这辈，北京人嘛，喝奶通常会选择三元。可我们从来没想过是谁在挤奶。

去小梅家采访，感觉他们活得很原生态。他们住在奶厂附近的一排平房，门前有菜地，菜地里养着鸡，门口是一条目烁金光的大狼狗，狠命“汪汪”发出警告。小梅的弟弟小洋读一年级，他跟大黑说别叫了，这是记者姐姐。大黑一说就懂，转身回窝了。小洋说他特别喜欢动物，梦想是成为动物学家。进入小梅家，两间大房，简陋整洁，墙上贴着他们的奖状。电视里播放着动物世界，小洋提醒我：“这是狒狒，不是猩猩。”

刚刚过去的六一，是他们在北京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我问杨姐有什么打算，她说只能把孩子送回安徽农村去，普通学校不收的话，就读贵一些的封闭学校。说到这里她哭了，我也哭了。

有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采访中我常常感到气馁、无助。扪心自问，我的采访有什么用？面对这些无助的家庭，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一次聊天我和朋友说，我不想干记者了，今年那么多非京籍孩子没书读，我干脆开学校去。小学那点儿东西有什么难，应试教育本身就为人诟病。朋友说，那可开不过来，今天开学校，赶明儿还得接着开医院、开监狱，干不过来呀。

早上收到同事罗洁琪的短信：“早，还在继续写稿。清晨，听到院子里的农民工在施工，驮电缆，他们声嘶力竭地齐声喊，一二三。我听了，心里难过，我们国家亏欠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民工在城里邋遢肮脏地劳作、生存。如果自己能做点什么，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这也是人生的意义。”

心中惦记，今天打电话给杨姐，她说下个月就把三个孩子送回老家去了。“不舍得也没办法。”挂了电话，我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干活。杨姐的背后，不知道是多少万非京籍家庭的叹息和无奈。

没有“外地人”的北京，真的会更好吗？而谁才是本地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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