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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捍卫你不说话的权利

 

越来越多的受访者要求严格匿名甚至三缄其口。这令我感到苦恼。

 

我是一名半路出家的民生记者,两年前回国圆了记者梦。一开始我在一家外媒做事,受访者通常都实名出现,报馆对于语焉不详的匿名信源有严格要求,必须交代不能实名的原因。后来我离开外媒来到了内媒,报道教育和健康领域。那时我认为自己跑的口没啥敏感的,更觉得身边一些科研教育界的亲朋好友,应该都挺乐意接受我采访的吧?

 

结果我屡屡碰壁,我开始困惑,并难以分清什么是不敏感的。

 

先从11月底北京“史上最严重”雾霾说起。那几日给人的感觉堪比世界末日,浓度逼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北京市环保局解释称,之前只预测到连续2日重污染,没想到雾霾很快“反弹”,因此没有发出红色预警。

 

雾霾最严重时,各种手机空气质量监测app纷纷显示上限500以及“beyond index”。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又在家庭微信群里发送各种食疗驱霾法。我的表姐是一位科研人员,在北京某科研所工作。她晒出了一张图,是他们单位实时监测到的当日雾霾数值。数值逼近1000,表姐在群里说“绝对准”。

 

每逢雾霾发作,我的好闺蜜、环境记者小钰都狂写雾霾稿。小钰四处问询监测数值,非常着急,她说当时环保部门公布的就是上限500。仗义的我马上告诉她,北京**院的监测数据是多少。还是小钰成熟,她问我这数据能用吗?

 

我犯了难,想起上次因为北京控人严卡应届生进京指标的事问了表姐,后来虽然匿名使用,她还是很不悦,害怕“领导怪罪下来,如今都不让瞎说”。

 

这一次,我再次厚颜无耻地问表姐,那个,你刚才群里发的数据,能用吗?表姐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

 

“我肯定给你匿名,就说北京**院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行吗?”

“绝对不行。你得得到官方许可。”

 

“这是公共事件,关乎很多人的生命健康,需要更多的人知道实情。”

“你可以来我们院里自己拍。”

 

“好。检测仪在哪个位置。”我马上戴起口罩,全副武装,打算穿越毒霾,穿越京城,自己去拍。

但表姐并没有回答我,没有她带领我也根本进不去。

 

说到这里,我已经非常生气。我在气什么呢?我感到表姐也非常生气,她又在气什么呢?

 

在一轮又一轮的霾中,母校遭遇了一次爆炸。12月18日上午,央视新闻率先报道,清华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一名实验人员死亡。之后《新京报》等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我一看画面,马上认出是何添楼,那里离清华附中很近。我马上把央视新闻的消息发给附中一位老师,问他听到了什么。他告诉我声音不小。但老师很快警觉,问我要干嘛。我马上解释说央视都报了,不算秘密,我就是跟进问问。但他马上回复说:“这。不好说。还是算了吧。”

 

“匿名也不行吗?”

“最近关于清华的消息有点多,慎重一点,实在抱歉。”

 

好吧。容我篡改一句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不说话的权利。

 

最近,北京市中考改革正式敲定。这一消息我“十一”的时候已经得到并报道了。这回落实了,我想采访几个身边的初中学生家长,对新中考方案怎么看?结果,愿意谈的没几个,谈了愿意署名的没有,连称呼“王先生”、“张女士”都不行。

 

所以我的稿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知情人士”、“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我悄悄透露一个秘密,有时“据接近**的人士透露”,就是**本人。所有人都在隐姓埋名。

12月26日,高华忌日,重温谢海涛先生的《高华的后二十年》,无限感慨。其中提到高华在接受独立导演胡杰采访时,披露了开写延安整风来龙去脉时的心境。高华说:“我感觉到,我应该写。第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东西,可以把这部分感受先写下来,至于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出版,当时都没有考虑。”

  

“写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这种恐惧,在时常和高华谈起文革的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看来,是“一种存在意义和形而上的恐惧”。景凯旋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的状态,80年代我们读卡夫卡,90年代接触《正午的黑暗》《1984》之后,就很能够理解这种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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