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一头一尾，均有农民工讨薪的重大事件作为注脚。

年初，广西21名农民工到中铁十五局某项目部讨薪时遭到堵截，农民工赵智明右腿大动脉被砍断，当场毙命。不久后，甘肃兰州也发生了暴力欠薪，造成至少70余名农民工受伤。

年尾，发生在山西太原的农民工讨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建筑业欠薪问题的关注。

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多达4000万建筑业农民工所处的诸多困境：欠薪严重、讨薪难、缺乏社保和劳动安全保障、患职业病和遇工伤后得不到赔偿。

不久前，有民间组织发布《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数据显示，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和劳务分包制度相关的资金垫付，而商品房和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和94%；三成讨薪工人遭到工地方涉黑报复，涉黑工地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

在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上，我与关注劳资冲突的大学教授、律师、民间组织和建筑工人代表一同坐席，讨论如何维护建筑工人的权益。会上大家的一个共识是，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将维护权益与政治稳定对立起来，其实有些过分敏感。只有权益得到合法维护，才能真正有利于稳定。

在这个会议上，让我感动的是，建筑工人朋友没有把自己“受害者”化，而且眼界和思路逐渐开阔，法律意识增强。一位工人代表说：“虽然制度是在病态中运行，但我们不能缺失希望，不能总是期许别人来帮助我们。”

从法律上来讲，工会行为的不可诉，上级工会变成审批的制度，都成为工人面对官方工会不作为时的法律困境。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覆盖不到广大劳工，真正需要法律的工人接触不到相关知识。工人维权的时候，工会是一条路，老乡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工友对于成立工会的热情非常高涨。“也许我们目前是平安无事的工友，但能否往前走一步呢？不要等到受伤再开始团结、互助。”

几位建筑工人更是自省，要主动破除地方局限性，不要总是和自己的老乡在一起，“我们可以建立细胞小组互助，而几个细胞小组就是一个肢体”。一位在“年年讨薪难”中历练起来的代表分享经验，总结事先考察包工头口碑的重要，也对大家进行普法宣传，分享讨薪成功的个案。

会议的最后，一位学生模样的人举手发言。原来，他的父母就曾是建筑工人。作为留守儿童，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可以摆脱底层的痕迹，晋升“精英阶层”，然而他却拥抱了自身和父母的苦难。他说，无法假装这些欠薪和不公与自己无关。他意识到，只要社会制度不发生变革，即便他进入白领职场，类似劳工的侵权问题依旧存在。他眼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是对底层有着深刻感知，并且渴望促进社会公平的人。

知识分子与劳工彼此鼓励，工人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帮助，并开始提供正面反馈，这些，是中国劳工维权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们都是农民工。关注农民工，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