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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农民工

2014年的一头一尾,均有农民工讨薪的重大事件作为注脚。

年初,广西21名农民工到中铁十五局某项目部讨薪时遭到堵截,农民工赵智明右腿大动脉被砍断,当场毙命。不久后,甘肃兰州也发生了暴力欠薪,造成至少70余名农民工受伤。

年尾,发生在山西太原的农民工讨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建筑业欠薪问题的关注。

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多达4000万建筑业农民工所处的诸多困境:欠薪严重、讨薪难、缺乏社保和劳动安全保障、患职业病和遇工伤后得不到赔偿。

不久前,有民间组织发布《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数据显示,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和劳务分包制度相关的资金垫付,而商品房和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和94%;三成讨薪工人遭到工地方涉黑报复,涉黑工地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

在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上,我与关注劳资冲突的大学教授、律师、民间组织和建筑工人代表一同坐席,讨论如何维护建筑工人的权益。会上大家的一个共识是,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将维护权益与政治稳定对立起来,其实有些过分敏感。只有权益得到合法维护,才能真正有利于稳定。

在这个会议上,让我感动的是,建筑工人朋友没有把自己“受害者”化,而且眼界和思路逐渐开阔,法律意识增强。一位工人代表说:“虽然制度是在病态中运行,但我们不能缺失希望,不能总是期许别人来帮助我们。”

从法律上来讲,工会行为的不可诉,上级工会变成审批的制度,都成为工人面对官方工会不作为时的法律困境。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覆盖不到广大劳工,真正需要法律的工人接触不到相关知识。工人维权的时候,工会是一条路,老乡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工友对于成立工会的热情非常高涨。“也许我们目前是平安无事的工友,但能否往前走一步呢?不要等到受伤再开始团结、互助。”

几位建筑工人更是自省,要主动破除地方局限性,不要总是和自己的老乡在一起,“我们可以建立细胞小组互助,而几个细胞小组就是一个肢体”。一位在“年年讨薪难”中历练起来的代表分享经验,总结事先考察包工头口碑的重要,也对大家进行普法宣传,分享讨薪成功的个案。

会议的最后,一位学生模样的人举手发言。原来,他的父母就曾是建筑工人。作为留守儿童,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可以摆脱底层的痕迹,晋升“精英阶层”,然而他却拥抱了自身和父母的苦难。他说,无法假装这些欠薪和不公与自己无关。他意识到,只要社会制度不发生变革,即便他进入白领职场,类似劳工的侵权问题依旧存在。他眼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是对底层有着深刻感知,并且渴望促进社会公平的人。

知识分子与劳工彼此鼓励,工人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帮助,并开始提供正面反馈,这些,是中国劳工维权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们都是农民工。关注农民工,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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