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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二胡女孩丁韵

2016年大年初四早上,噩耗传来,我曾经的学生丁韵因突发脑出血去世,享年22岁。

我曾经在一间NGO服务北京的农民工子弟,设计各种教材和培训内容,并长期跟踪近十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道路和命运。丁韵是其中之一。

她有一张鹅蛋脸,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出生在戏班世家;她为了追求二胡艺术和母亲从江西来到北京打拼;她自己在一个假期就挣出了三万七千块的学费;她忍受了太多的白眼和嘲笑;作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她在北京艰难地追寻着自己的艺术梦想。

春节期间的北京无比冷清,比平日少了1500万人口。很多北京土著拍手称快,几乎要含着激动的热泪欣赏似乎只属于他们的大北京,并气愤“过不了几天那帮孙子又该回来了!”

而我却在这种空寂和傲慢中,无限哀伤地追念着我的学生丁韵,并无比强烈地想念丁韵在打工子弟学校的那些同学,那些在过去几年中因为各种政策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外地孩子”。

走上二胡之路

 

丁韵出生在江西一个戏剧世家。她还小的时候,家里的戏班倒台,爸爸、叔叔等主力纷纷离开了戏班。

丁韵4岁的时候开始跟爸爸学二胡。她一开始并不是很喜欢,但父母一样坚持让她练习。丁韵妈最初的希望是,她学成能在当地做一个二胡老师,教人拉琴挣些钱,就可以了。

9岁的时候,她跟从当地的一个师傅学琴。5年后的一天,师傅对她说:“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的了。”也是在那年,丁韵的父母离了婚。

听说北京能更好地学习二胡,丁韵妈不顾家人反对,带着14岁的丁韵来到北京深造。她们在北京城郊暂时住下,丁韵妈为女儿联系到了一所艺术学校。丁韵妈平时在工地摊煎饼,挣的钱难以应付艺术学校高昂的学费。果然,不到一年,丁韵辍学了。

丁韵妈四下打听其他学习机会。当听说小香玉艺术团可能会在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招生时,立马送丁韵进去读书。

她们离开老家时,扛着全家人的反对。奶奶的泪水,爷爷的怒气,还有舅舅、姑姑等亲戚的不解。丁韵认为这一切疏离和压力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小香玉艺术团的招生上——这是她的救命稻草,是她来北京的理由,也是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就这样等啊等啊,终于有一天,校园沸腾了。小香玉艺术团来招生了!丁韵的艺术气息和二胡能力全校皆知,她相信表扬过她的老师一定会为她引荐。虽然坐在班里上课,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节课过去了,两节课过去了……直到快要放学,始终没有人来过初三班找丁韵。她有一丝不详的预感……

终于,老师告诉丁韵,小香玉艺术团这次只招收小学生,初三学生骨骼定型了,不好教。那一天,丁韵感到世界灰暗极了。

当丁韵和妈妈打算回老家的时候,突然接到学校老师的一个电话。原来,有一位北京的记者将丁韵的情况告诉给北京一所音乐学校附中的校长。这位校长也是二胡前辈 。他听了丁韵的情况,很感动,想来丁韵家听听她拉琴。

丁韵简直不敢相信,校长竟然真的会来到她简陋的家中。她在万分紧张的心情中拉起了自己经常练习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结束,丁韵和妈妈仿佛等待着审判。校长终于开口说:“你有很多手势不对,但比我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强。你有潜力。这样吧,你来我的学校上学,我帮你申请做贫困生。”

丁韵和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她们灰暗的天空重又明亮起来。

遭遇打击

终于,丁韵进入了这所梦寐以求的音乐学校。可是她发现日子并没有变得容易。

丁韵曾和我说,这里面的学生,虽有一技之长,却非富即贵。他们的生活作风和行为习惯,和丁韵有天壤之别。

第一个学期学校如约为丁韵免除了一切学费,校长也承诺继续为她提供补助。然而好景不长,丁韵读了一个学期后,校长退休了。一向与校长关系紧张的女儿接任了校长一职,并宣布废除对于丁韵的一切补助。开学是丁韵最艰难的日子。学校各方都给她施加压力,逼着她尽快交出3万7千块的学费。

打击最大的一次,是学校主任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点名道姓对她说:“你们家没有钱,为何来我们学校?我们又不是慈善学校!”

那一刻的羞辱是刻骨铭心的。丁韵感到不解,为何主任要当众羞辱她?老校长当初答应了的事情,他的女儿为什么要变卦?她很多次想过放弃。但看到辛劳的妈妈,想到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后已经付出的种种努力和代价,丁韵还是咬牙忍了。

倔强的丁韵决定,要去打工,要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丁韵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家世好的女孩,会有爸妈为其铺好华丽的金砖大道;相貌好的女孩,会有男友老公等着为其鞍前马后尽献殷勤;运气好的女孩,会有贵人相助使之平步青云。……14岁父母离婚,直到现在没在爸爸、奶奶、爷爷、姑姑、姑父面前哭过一次!没有女孩愿意一直坚强,只是我在等一个理由,一个可以不强迫自己坚强的理由!”

疯狂打工

那之后,丁韵妈帮她找到了后海酒吧的一份工作。傍晚时分,一些外国人不想听太吵闹的音乐,却喜爱二胡。

丁韵拉了两个小时,酒吧支付她180块。在那时的丁韵看来,这个钱不算少。但在酒吧拉琴,面对各式各样盯着她看的人,丁韵还是感到那里太乱了。没过多久,她就干不下去了。可是不挣钱,学校就逼着她交学费,还会在众人面前继续羞辱她。

丁韵不忍心加重妈妈的负担,况且她就算不睡觉拼命地拉琴也还是凑不齐这笔学费。于是她背着家里,偷偷又找了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娱乐场所,边拉琴边跳舞。白天上学,晚上加班。

最苦的日子,不仅学校逼着交钱,房东还来催账。那时几乎每天都没钱吃饭,丁韵从108斤瘦到80斤,以致于来香港参加我们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因为样貌改变太大,在机场重复过了三次安检才被放行。

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她不仅为自己挣出了3万7千元的学费,甚至还有富余。她告诉我说那时“过着猫头鹰的日子”。个中辛酸,只有她自己清楚。

丁韵的日志中记载着:“未成年时自己出去找工作赚钱,被骂,被嘲笑,被拒绝,我快疯了,但是这是自己选的路……接触的人多了,磨炼的多了,知道了一句话:在北京这个地方,不厚脸皮就混不下去。自己赚了钱狠狠地花了一个暑假。”

丁韵曾对我说,没钱的日子,很多同学私底下议论她,也不愿意和她玩。“我看不起身边的富二代,他们都是用父母的钱堆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幼稚,没本事。”丁韵的确比同龄人经历得更多,也更成熟。

当她开始在外面打工演出后,回到学校,会觉得和同学更加合不来。她也不再喜欢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玩耍,她告诉我说:“我在外面拉二胡的时候看多了人们在酒吧里吃喝玩乐。同学再叫我出去玩,我会觉得那些都是我玩剩下的,没什么意思。”

丁韵曾对我回忆,在爸妈刚离婚,她和妈妈刚来北京时,是她感到最艰难的日子,她很多个夜晚都是在泪水中度过。但是现在的她,绝不轻易掉一滴眼泪。丁韵妈甚至说她是冷血动物。丁韵说,进入艺术学校读书的这三年,她饱尝了人间冷暖,自己打工挣钱更是忍受了太多艰辛。当学校老师同学羞辱她的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掉。

“我感谢打击过我的人。”一次吃饭时丁韵告诉我,“我想要他们知道,我是可以自己挣钱养自己的,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曾经,丁韵想做一名二胡演奏家。上一次见她,她表示更想学习音乐剧。因为她不单喜欢二胡,还喜欢跳舞。丁韵有一个“野心”,想要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艺术路线。她想要结合民族与流行元素。她认为拉二胡比唱歌表演难,既然她有这个技术,又喜欢歌舞表演,那么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大。

她还梦想父母复婚,也梦想自己可以成名,然后挣很多的钱。

2015年11月,是我最后一次见丁韵的机会。那天我过去的同事来北京,约了几位我们跟踪了七八年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其中也有丁韵。但是那一天我着急回家写稿,以为总有机会,就没有赴约。想来十分懊悔。

丁韵每次都会亲切地称呼我“晗姐”,声音充满信任。我原本以为可以陪伴她走得更远,可以继续为她加油喝彩,却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说再见。

我最后能为她做的,怕只是写下这篇悼文,草草记录这个北漂女孩的几番努力和几抹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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