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学生这十年，苦难的抗体悄然生长-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财新网

十年过去了。他们停止了寻亲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寻找自己。

地震撕裂了大地，撕裂了人生，但破碎后的生命在北川中学一群年轻人这里，可以被爱重新编码，织成全新的人生。

十年前，羌族人王韦14岁，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眼见着熟悉的村庄顷刻间不复存在。十年后，她辞掉第一份工作，决定收拾心情再出发。

对王韦而言，地震够可怕，却不是最可怕，人生还有其他创伤更难消化。“我的一生都逃不开苦难，简直可以写本《我的悲惨世界》了。”做了两年社工的王韦说。痛苦，已是一张进入内心和分享生命的入场券，但一种对付苦难的抗体，也在她体内悄然生长。

回到山村的家中，同学们戏称她是“深圳回来的王主任”。王韦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直言不讳的性格更放大了她的犀利。

王主任在深圳多次独立策划大型社工服务和高层培训，获奖无数。但2018年春节后，她打算来个间隔年，好好梳理一下情绪和目标。社工常要进入灾难现场，也关注个人的内在成长。王韦发现，自己雪藏多年的痛苦，慢慢在他人的苦难面前浮现出来，深渊和深渊响应。

她在北川中学的高中同学羊爽，则在这个春天出现在武汉黎黄陂路的咖啡一条街，不时邀请路人为她拍摄角度特别的文艺照。这是羊爽第二次到武汉。“5.12”地震时，她被人们从坍塌的北川中学中刨出来后，躺在担架上搭火车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治疗。

2018年4月，羊爽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看望当年照护自己的靳主任。

羊爽看望了那时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包括她当年的主治医师“秦哥哥”，他已经成为医院的核心骨干，大家都不敢认羊爽了，她从剪着板寸头、皮肤黝黑的假小子，出落成恬美的川妹子。

秦哥哥问羊爽现在做什么工作。羊爽答，“青年工作者”，之后便讲了一个“用生命改变生命”的故事。

他们这届北川中学的同学，选择社工或教育专业的比例更大。这和他们最早接触社工服务是分不开的。地震过后，他们接触了很多一次性的心理治疗，有的办千人大讲座，有的组织大家大哭一场，也有的强调“感恩”、“向前看”。

但一直陪伴他们的安心团队不一样。这个团队地震时进入北川后，就一直留在这些学生身边，从高一到大一，再到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每一个重要时刻，团队的社工都在给这些年轻人传递一个信念：生命影响生命。

如今，受他们影响的同一拨北川中学学生，有的研究生毕业，有的举办了婚礼，还有的迷失在好几份工作中。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青年工作者？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这是羊爽现在的疑问。

一夜长大

地震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十年间，哪怕隔壁施工房子一振动，王韦都会马上冲出去。

地震时，她在老家北川羌族自治县桂溪乡的中学读初二。物理课上，突然桌子摇了起来，前面的同学转过身问王韦，“你为什么摇桌子？”接着大地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老师说：“你们等下，我去看看。”结果他一看便丢下整班同学仓皇逃生了。坐秋千一样，王韦被甩了出去。在隔壁午睡的班主任惊慌中看到还留在班里的同学，赶紧招呼大家撤退。

地震当晚，天气格外冷。老师给隔壁村庄送药回来，说状况很惨，四处是尸体。

恐惧在第二天才开始蔓延。父母来到学校领王韦回家，她看到自己的村庄已变为废墟。望向对面大山，原来的村庄已被山泥全部覆盖。

王韦所住的安置棚在路口处，是逃难下来的必经之路。冒雨从山上下来的人，全都一身的泥，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王韦看到一位老奶奶，带着出生两个月的婴儿，一把一把地抹眼泪。婴儿一天没有吃过东西，撕心裂肺地哭着，他的爸妈都遇难了。

村主任隔一会儿就叫村里年轻力壮的人去抬尸体。有消息说晚上还要大地震，人人自危，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活着。大家彼此嘱咐，一定要写下姓名和身份证号藏在身上，或者把身份证放在最贴身的地方。不然死掉了都没人知道你是谁。

村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纷纷搬去最近的江油市。王韦妈提议丈夫带着王韦和弟弟去城里躲避。但丈夫不肯，没有钱没有地，他宁愿和家人在一起。那时也有人发灾难财，提出必须付多少钱，才能把人送到哪里去。王韦家本就贫穷，逃生时更是身无分文，所以爸爸总说一句话：“要死一起死。”王韦更害怕了。

她最好的朋友是年长两岁的伏欢。地震前夕，她们还奔跑在田埂上，一起去五公里外的学校上学。而今，她看到伏欢的妈妈，向自己走来，嘴中反复念着，“姐姐没有了，姐姐没有了……”

在这之前，王韦从来没有想过死亡是什么。童年被瞬间埋葬后，14岁的她突然长大，一下子懂了什么叫命如草芥。

暑假过后，学校很快复课，为了鼓励学生“向前看”，学校刻意回避悲伤和哀悼的情绪，没有什么心理干预，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失去学生较多的班级，合并后继续上课。

一次，隔壁学校请了一位心理辅导老师，讲了半天，目的就是让大家哭。很多同学的情绪被调动了，悲从中来，纷纷打算大哭一场。正在眼泪打转时，校长看不下去了，夺过话筒，对刚酝酿好情绪的同学喊话：“不许哭！你们是多么幸运！你们有什么资格哭？向前看！”

王韦知道自己无法“向前看”，甚至不知道该向哪里看。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努力学习是为了什么？人生又是为了什么？顷刻间什么都可能不存在。她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不会感受，没有言语和表情。

成绩也断崖式下降。王韦一直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年级第一，甩开第二名五六十分，“横着走路，霸气得很”。地震之后，她开始低头走路，感到什么都是虚空，自己无法掌握什么，她再也没有兴趣学习。

中考时，她距离当地重点高中绵阳中学差了七分。班主任失望的眼神传递着他的困惑：王韦竟然考试失利？

想起地震之前的自己，王韦也感觉像是在看另一个人。

哭到整个人颤抖不已，喘不过气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15分，距离王韦30公里外的北川中学，羊爽也在上物理课。张家春老师带来竹蜻蜓一样的指南针教具讲电磁，却发现指南针乱转一气。他觉得奇怪，用手挡了指针好几次，但一松手，指针就乱转。张老师开始写板书，不时回头看指针。

13分钟后，大地猛烈晃动。“不要怕，我去看一下。”张老师说。从窗口一看，他马上大喊：“地震了！同学们快跑！”

羊爽的教室在北川中学的第一层，整体下沉。张老师冲到前门的一瞬间，羊爽听到巨大的坍塌声，看到头顶的灯向自己掉了下来，紧接着漆黑一片。她弓着腰，姿势非常夸张地被夹在什么东西之间：左脸贴地，右脸贴着一大块板子，动弹不得。

不远处还有几位同学，他们一开始还可以讲话。约五分钟后，他们此生没有再发出任何声响。

她后来听说，张老师用身体抵着门框，左手托墙，右手拼命地往外拉同学，连推带踢，直到头顶的废墟轰然塌下，瞬间将他淹没……距离逃生门口最近的张家春老师，留了下来，用生命救出了八名学生。

地震时，羊爽爸爸在云南打工。羊爽妈妈很快从自己的小卖铺去了小学，找到读四年级的儿子。儿子被瓦砾砸伤了头，满头是血，右手食指断了，只剩一根肉连着。

北川县城幸存的人们被集中在一起，暂时滞留在一个坝子上。路都断了，要出去北川中学找羊爽，需要经过一条很陡的坡，但是已经没有路了。

羊爽妈妈和同学吴倩的妈妈在一起。消息传来：北川中学教学楼塌了，伤亡惨重。

2008年，地震后羊爽妈妈背着弟弟在废墟中寻找姐姐，被一名记者抓拍。

第二天一早，羊爽妈就背上儿子，跟着拓荒部队翻山越野去找女儿。不知是不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吴倩妈不知为何就是确认自己的女儿已经走了，但羊爽妈觉得自己的女儿还在。

路又陡又险，找寻却没有方向，羊爽妈停下来，心灰意冷。弟弟平时话不多，但他此时鼓励妈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找下去，姐姐在等我们呢。”

废墟中，羊爽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到最后只能像小猪一样哼哼着呼吸。5月12日晚间，陆续有救援队来。羊爽被埋的地方正好在路边。一个路人摸着羊爽的背说：“这娃儿肯定死了。”羊爽听见大喊：“没死没死！赶快救我！”

之后她听见有好多人喊着“一二三”，使劲把她头上的板子抬起来。羊爽获救了，但站不起来。晚上她被抬到一处平地，身边就是一具尸体。羊爽听见一位男同学大声地哭着，不停地喊“我的同学啊，我的同学啊……”

她被送到绵阳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由于医疗条件有限，羊爽和其他几位骨折的同学被运上驶向武汉的火车。

火车上，羊爽收到一条短信，上面是一串名字。全班45名同学，23名同学已经离世。羊爽看到信息，“哦”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

武汉很多志愿者来看望她。有人问起，你的同学还在吗？羊爽方才想到那条短信的含义，她放声大哭，哭到整个人颤抖不已，喘不过气。

北川成为了永远的废墟。羊爽有时会回去看看。她记得小时候，听姐姐说家附近要建一座豪华的北川大宾馆，她听成了“北川大冰馆”，便流着口水问：天啊！那要用多少冰激凌啊？

如今，“冰激凌大冰馆”刚建成不久，就成了地震遗址。

在武汉住院一个月后，羊爽回到北川。她和爸妈一起去废墟里的房子拿珍贵的物品。她取出了羌寨老乡杨丹一个月前给她画的贺卡，杨丹压了树叶画，上面写着——“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永远心连心。”羊爽还取出了数学老师高建军手写的卷子，上面有他遇难前留给羊爽的最后批复，称她的解题过程“太繁”。

安心团队来了

2010年，王韦和羊爽进入新落成的北川中学。第一学期期末，校园里还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看过现场的王韦和同学们，好几个月不敢睡觉。

地震的伤痛犹在，新的创伤又来。整整一周，王韦没有说一句话，把同桌吓个半死，对她说：“我求求你，你说句话！”

在这个关头，北川中学引入了一个驻校社工计划，取名“安心团队”。负责人是心理学家，学生们称呼他“小蔡”。地震“震”出了一大批社工和心理咨询机构，有的在四川一周，有的一个月，长则三五年。但小蔡的团队一待就待了十年，频繁来往四川，一直做灾后心理重建工作。

小蔡的理念是，咨询不仅是在四面高墙之内，更要进入现场，在爱和关心中经历生命的改变。

刚建成的北川中学新校舍非常大气，规模像一座大学，但女生宿舍没有窗帘，校园多使用灰色。

小蔡有一天赶早班机离开时，看到黑蒙蒙的大山中，学校所有班级都亮着白刷刷的灯，还有一颗颗深埋读书的头，学生们六点就准时开始早自习。

这个黑白画面印在小蔡脑中。“我的工作方向很清晰了，我要给他们的生活注入色彩。”小蔡四十多岁了，回想自己的高中生活，印象最深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和哪些人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经历。

安心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年轻人的色彩。他们买了色彩鲜艳的沙发和窗帘，把安心小屋装扮成校园唯一有颜色的地方。那张橙色的沙发，成为困倦或醉酒学生的避难所。

怎样和年轻人建立信任？小蔡相信，深刻关系的建立一定要在年轻人真实的生活中。每个月飞去北川中学，他得知学生每周只有周日下午空闲，就跟他们一起去吃火锅，吃串串，一起骑自行车看月食。

这批生还于地震的学生，很多是留守儿童。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地震发生时，很多学生的父亲正在外务工。“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没有一个成年人可以和他们玩，和他们探索世界，享受生命。”

这些学生的童年非常孤独，他们通常很小就会自己做饭。灶台很高，要先搬一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做饭。上了初中后，一些学生最开心的事情是再也不用给自己做饭了。

安心团队出现之前，没人知道王韦过去的荣耀。她的成绩实在无法令人相信她曾是学霸。她被划为后进生，默默无闻。一次，她和几位同学谈论什么大学好，同学哈哈大笑，“就你这成绩，还想考好大学?”

但父母记得王韦曾经的成绩，极高的期望之下，是对她极端的失望。同学的嘲笑，老师的忽视，家庭的期待，加上地震和恶性事件的冲击，令她彻夜失眠。

“我好像一只受伤的野兽，独自躲在黑暗的角落，抚摸伤口。”王韦时刻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已经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

但小蔡不这么认为。他看到了王韦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每次安心团队搞活动，王韦都是得力助手，办事有计划性，表达和写作能力出众。在团队组织的音乐工作坊中，王韦创作了好几首表达地震情绪的歌。

“王韦成绩不好，很多人说是因为她懒。但我知道她不是懒，而是她的好朋友去世了，她的世界倒塌，典型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小蔡说。

过去，王韦得到的一切称赞都是因为成绩。她如今感到的一切羞辱，也是因为成绩。但小蔡没有用成绩来定义她，反倒对她的优点如数家珍。王韦惊愕，看惯了别人眼中的不屑和无奈，“没有人告诉我，我不是那么失败”。

面对刺眼的成绩，小蔡告诉她：“我知道你尽力了。其实很多人支持你，你的老师不会放弃你，你的朋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你自己也不能放弃自己。”

看月食那晚，身材肥硕的小蔡蹬着一辆小自行车，驮着王韦，和大家一起追逐着月亮，唱着青春的歌曲。王韦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小蔡笨重的身体左摇右摆，看到他满是汗水的脸，便开始了解，“原来我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身旁这些人，可以陪我走过一切难走的路。”

过去，无论面对什么困难，王韦都以为只能依靠自己，都做出一副坚强的样子。“我以为我够坚强，可是我不是。我也会害怕，会无奈，只是我找不到依靠的肩膀。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但就在那个时刻，王韦知道她不再是一个人。

“慢慢来，我们一起面对”

看月食那天，王韦第一次明白父亲的臂膀是什么意思。过去王韦和父亲没有沟通。提起和父母的关系，她总会先想到挨打。

父亲打她已经成为习惯。习惯考第一的王韦，有一次考了第二名，爸爸抄起一根藤条，这玩意打人的后劲很大，浑身火辣辣。父亲泄愤一样，竟然把这根藤条打断了。

母亲也经常在王韦身上发泄不满。有一次王韦放学回家，刚刚放下书包，母亲从田里回来，看到她就骂：“你怎么什么活也不干？我天天快要忙死了，你就闲待着？”母亲就这样把刚刚放下书包的王韦打了一顿。

王韦读大学后，没有再挨过打，但是她和父母的关系并未回暖。每次她回到家，也不和父母说多余的话。

“这些学生的童年是被剥夺的。”随着了解的深入，小蔡意识到这一代人对父亲的渴望。父亲的印象普遍是模糊、疏远，甚至冰冷的。包括王韦父母在内的很多父母，并不真正认识他们的子女。因为得不到无条件的爱，很多人从小就学会了隐藏，学会了戴着一副假面具。

小蔡看到面前学生的双重伤口：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成长中最痛的苦难，靠几次辅导是难以触碰的，唯有长期的陪伴同行。“当父母就是不论断，就是全然接纳。我会去接纳连他们自己也接纳不了的内心幽暗，鼓励他们的强项。”

“分享苦难，是进入他们内心的入场券。”小蔡说。他和团队希望学生们在爱的关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重新建立亲密感。

在北川中学校园中，王韦与小蔡交流。

他告诉王韦，“即使你一败涂地，一事无成，我们都是这么爱你。”

小蔡和团队一直想往学生们的黑白青春生活中注入颜色，但王韦的父母认为，任何与学习无关的活动都是浪费时间。安心团队并没有受到所有学生的好评，类似电影《死亡诗社》的桥段，因为经常组织音体美等与成绩无关的活动，引起一些一门心思应试的同学的反感。王韦曾收到一封匿名的同学来信，奉劝她“不要老和小蔡这些人混在一起，还是要好好学习”。

小蔡团队对王韦有过一次家访。在去她家的路上，他们一起聊天，爬山，一起躺在铺满树叶的林间地上畅想未来。

但王韦的父母并不欢迎小蔡和团队，认为他们把孩子们带坏了，不务正业。王韦的父母听说晚上还有篝火晚会，便强硬干涉，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都不许去！一切没用的朋友不要交！

王韦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蔡他们的面包车从她眼前驶过。突然，她像中了邪一样，冲出父母的拦阻，强行拦下车，跳了上去。一上车，她就开始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到了吃饭的地方，王韦还是缓不过来。小蔡和萱姐陪在她身旁。等她情绪平复，小蔡提出送她回家。“我们不可以那么自私，不顾你父母的感受。为了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这次一定要回去。”

小蔡陪着王韦，驶入黑暗的大山。汽车打破沉寂，王韦再次看到家里的灯火。见到小蔡，王韦的父亲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给了他一顿臭骂，差点要揍他。但小蔡告诉暴躁的王韦爸，他的女儿很厉害，只是在地震中受了很多伤，有她的情感需要。

临走时，小蔡对她说：“王韦，慢慢来，我们一起面对。”王韦的心被触动。

王韦曾经以为，安心团队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返回自己的城市，从此再无关联。可在那个晚上，王韦感到一份不可抗拒的爱，看到生命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色彩并不单一。

那个夜晚对小蔡也是里程碑式的。那时他已经在北川两年，以为在灾后重建上已做得足够。但那个夜晚，他意识到，两年远远不够。“我不能把这些孩子带上这条路就不管了，那样我太不负责任了。”

2011年冬天，王韦与好朋友汪婷婷一起商议创作歌曲。

2011年，王韦高二，在安心团队的协助下，学生们的第一张专辑《依然守望》正式出版。安心团队中的一些音乐人，每个月去北川开设音乐工作坊，教乐器，教写歌。《依然守望》主要由王韦填词，由另一名同学作曲。他们唱道：“或许迷茫，依然守望，坚持信仰的力量，有了你们我们不再迷茫，原来，所谓的幸福，就是那些过往。”除了《依然守望》，还有《火车》、《陪伴》等歌曲。

专辑出版后，王韦来到小蔡的城市，站在舞台上，对台下几百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走下舞台后，她在一个角落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到，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影响其他人”。

王韦暗自决定，大学要读社工专业，好好学习知识，“将来一定会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能给他人力量的人。”

高考前，王韦彻夜失眠，担心考不上大学，担心没有出路，没有明天。高考前一天，安心团队给王韦带来一封小蔡的亲笔信：我们接纳你，不管是幽暗的一面还是光明的一面，不会因为你的成绩多一分就爱你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考不上好大学就爱你少一点。

王韦心里一下子不再焦虑了。三年来没怎么睡好的她，在考试前一晚睡眠充足。奇迹一般，她比平时多考了五十分，如愿考入四川一所大学学习社会工作专业。

“我的叛逆期来得比较晚”

高考报志愿时，羊爽妈妈为女儿选了会计专业。差点失去女儿的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安稳。2016年3月，羊爽进入一家公司做会计，没几天就想辞职。10月，羊爽背着妈妈，偷偷辞了职。

她一个人去了色达旅行。搭乘大巴的十个多小时里，她足足酝酿了六七个钟头，反复措辞，终于给妈妈写了一段短信：“我记得你也曾是一个浪漫的、喜欢文艺的人，小的时候会搬着椅子出去看星星。妈妈，你也让我摘我的星星吧。我想选择我自己的路……”

发出这条长长的短信，羊爽很快就收到妈妈的回信，以至于她相信妈妈并没有看完就回复了。妈妈说：你真是让我太伤心了，我感到心痛心碎。长长的短信，通篇都在表达伤心和失望。

大学毕业时，羊爽才开始长青春痘。“我的叛逆期来得比较晚。”羊爽明白，妈妈特别害怕失去她，难免会想要帮她安排人生，避免任何失控。

不久，羊爽加入安心团队在成都开的一家面向大学生的咖啡厅，成为青年工作者。她的团队负责组织北川中学一年一度的“愿望彩虹”毕业典礼，北川大学生的联络工作以及面向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工作。

咖啡厅开业一年半，羊爽妈妈一直没有去过。她依旧不能理解，为何女儿选择这样一份看似没有任何保障和前景的职业。而羊爽还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摸索下去。

找到面目清晰的自己

大学毕业后，王韦在深圳找到了一份社工工作，并很快就当上了副主任。

但很多人仍不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返校时有老师问王韦：社工干的是不是和门卫差不多？

社工是一份迫使人向内看的职业，在震荡中使人找到自己和世界相处的方式。王韦还记得，地震后的几年，她都在长期的失眠中度过。每晚想到“活着”，就全身发冷汗。爸妈带她看了北川周围的医院，没有好转。最后，家人和老师都不理解她为何这么“作”，要求她“坚强”。直到小蔡出现，告诉她不用努力去坚强，去压抑，她可以悲伤，可以害怕，可以软弱。走过这一切后，她渐渐明白了如何与在苦难中的人同行。

远离家乡，王韦在深圳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成为了一名备受认可的社工。不过，她当年的笑言似乎应验，苦难总是如影随形。

2015年12月20日，深圳市光明新区的恒泰裕工业园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山体滑坡，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受损，69人遇难，八人失联。

出事地点，就在王韦的服务片区，距离她办公的地方不到三公里。那几天，王韦又失眠了，她夜里抱着被子跑去敲隔壁同事的门。夜里有人放了一声鞭炮，已经入睡的王韦一下子跳起来。她发现，这十年来自己一直无法回避对灾难突然降临的恐惧。

她在现场看到一个姑姑带着两个小孩，突破封锁去找父母。有记者不停地问：“你爸妈呢？”当得知父母遇难后，又有人对小孩说：“你爸妈都不在了，你要坚强。”这些情景使她回想到2008年的地震，那时也总有人来反复问他们地震的感受，并反复劝导他们“要坚强”。

王韦也看到一些志愿者，纯粹在作秀表演。“没有人关心孤儿和家属的情绪。”王韦难过，想做该做的事情，可因为种种限制又做不了。

工作两年多后，王韦想要辞职。她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做社工，但她需要寻找另一种方式去做生命的工作。

王韦常说，如果高中没有遇到小蔡他们，她要么出去打工，更可能就疯了。她喜欢用一个比喻，地震等一系列苦难的打击，让她完全失去意义和方向，她像掉进了一个泥潭，用尽全身力气挣扎，最后无法呼吸。是小蔡他们帮她从这个沼泽走了出来。而他们用的恰恰是最简单的办法：爱的陪伴。

她也越来越看到，自己四处打抱不平，其实是在处理自己的愤怒。“为什么我总是路见不平，为什么我总在为别人伸张正义？”王韦似乎渐渐有了答案：“也许我是在抗争自己受到的不公”。

童年时作为小姑娘挨得那些不明不白的打，她现在开始去消化。王韦这次回家，看到父母开始老去，她感到心酸。这让她的心柔软下来，爱和原谅就涌起来。

她开始和母亲分享她在深圳的照片，母亲看得非常认真，看得出她十分渴望了解女儿的世界。她开始理解父母，年纪很轻时就有了她，却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做父母。“若不是有人引导我敏感的情绪，我也不会表达，也不会自省。但我父母只能用暴力来表达愤怒、担心和对自己的无能。“

十年了，安心团队的学生们渐渐从血肉模糊的灾难中，寻找到了面目清晰的自己。这无疑是时间馈赠给王韦和羊爽最好的礼物。

羊爽打算回去老北川，去废墟上看看老朋友们。

王韦则始终记得和伏欢的最后一次约定。她们躺在田埂上，看着太阳慢慢掉下山头。伏欢突然问：“你觉得人死了是什么感觉？”她们约定，“如果有一天，我们谁先不在了，活着的人一定要去看望她。”王韦说，“好啊，至少还要六十年吧。”

没想到，伏欢很快就先去了。后来的每个春天，王韦只要闭上眼，脑海里就浮现出田埂上奔跑的姑娘，还有身旁火热的野花。王韦知道，这些野花将继续陪伴着她，自由生长，尽情绽放。■

愿文中地震逝者张家春、吴倩、杨丹、高建军和伏欢安息。

本文于2018年5月3日首发腾讯谷雨实验室（guyulab），经授权转载。赵晗为谷雨实验室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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