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第8号法庭里——在座的女性中除了社工和我，都被指控卖淫，等待审判。

除了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这一天的被告都是华人女性。律师、社工走来走去叫着名单上的名字，有时也看看我，问我是不是今天要出庭的某某人。

社工Amy结束了一个陪谈，走回我身边坐下。

Amy是我的发小。我们于80年代生于北京，从出生起就是邻居，读同一所高中。后来她去南京大学读社工专业，毕业后在上述发布2008年女性性工作者调查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了两年，有着大量性工作者访谈经验。之后她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了社工硕士学位。

目前Amy在纽约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专门救助遭遇色情人口贩卖的中国女性，最近升了官，当上了项目督导。工作之余，她还在纽约城市大学攻读国际犯罪和人口贩卖硕士。

2013年圣诞节，我在纽约度假。一天，Amy邀请我说：“今天我的client（当事人）开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间法庭。我想你应该去看看。”

就这样，我跟随Amy来到了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这是纽约州最早开始人口贩卖干预(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的法院。

“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十多年前，该法院的卡马乔(Fernando Camacho)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充满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卡马乔在当时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数次尝试之后，卡马乔开创了全美国一种新的干预模式：不是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

卡马乔的经验首先在纽约州被推广。截至2013年11月，纽约州已有11间法院采纳此项目。

我了解到，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采纳这一干预项目的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当庭认罪，接受120美金的罚款，留下一次违规记录（非犯罪记录）。第二，接受庭审，可能被裁定为“卖淫罪”并入狱（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最多90天），这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第三，接受诸如Amy所在机构的辅导，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没有罚款。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

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Amy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8次辅导(couselling)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普及法律权益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或生活帮助。

如果当事人愿意，还会被安排住进免费的秘密庇护所(safe house)。机构也会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包括语言学习、手工制作、艺术治疗等。如果Amy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伤害，则可以引荐给另一间与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机构。

“她们一开始都不愿意对我说实话，东拉西扯，”Amy告诉我，“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了，她们会告诉我许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走出来，我和Amy经过法院隔壁的皇后区区政府，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婚，门前草丛上堆满用于拍摄结婚照片的花束。我和Amy路过一对正在拍照的新人，新娘的笑容绽放在雪后初霁的阳光里，羞怯而灿烂。

就在那里，Amy跟我讲了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女孩。那是在她刚开始这份工作的第一个月，在法庭上，Amy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我吓了一跳，她的脸都变了形！”

Amy在之后的辅导中了解到，这个女孩通过“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这场“假结婚”的交易中，女孩期望获得绿卡，男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这位“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之下，女孩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广告，这是一种在法拉盛地区常见的中文广告。女孩拨打电话后，很快获得了工作。

华人老板派司机去接她上班，结果车开了很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机带她上楼，一进门就要强奸她，对她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她方才知道所谓“按摩”其实就是提供性服务。

强烈反抗之下，司机对她还以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司机放下话说：“你做了，我才带你回去。”

那之后，女孩带伤开始了“工作”。不过没过多久，便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被打的伤口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加之她是敏感体质，导致伤口严重感染。

“我自始至终也没有看见过她长什么样。每一次她来找我都是带着墨镜和口罩，脸上的伤总也好不了，”Amy说，“这个案子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这个世界仿佛离她好遥远。她没有做错什么，却在等待审判。”

大概15%-20%的被法庭引荐给Amy的中国妇女，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她们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据Amy总结，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

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互联网得知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由于语言不通、学历较低，她们到了美国后，往往会在中文小报上寻找“按摩”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殊不知，这样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干系。

“在我辅导的个案中，当很多女性知道按摩包括为男性自慰、任由男性抚摸，或者发生性交行为时，一开始也会抗拒。而老板和同事这时会劝说她‘你试试，如果不行就算了’，”Amy对我说，“但是，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

通常，老板会以各种理由骗去她们的护照。更有甚者，还会利用毒品进行控制，使她们寸步难逃。此外，一个惯用的伎俩是定期上演“打劫”。好不容易通过卖淫挣到的钱，很快就被老板派来的人洗劫一空。

Amy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处处防着人贩子。而她们工作的地点，甚至连我也不能透露。人贩子也并不都是男性，他们中也不乏曾经的受害者。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资历老的女人开始自组团队。“女人贩子有独特的优势，”Amy告诉我，“她们特别能蛊惑其他女孩，因为她们格外了解女性的心理特点，懂得利用女性的弱点。”

“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

原来，很多色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在离开中国前，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急于离开中国。在Amy看来，“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

“在中国生活时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容易被利用。她们在中国的日子太绝望了，听到任何外界的‘甜头儿’，都会义无反顾。”Amy说。

我问Amy，如何形容她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Amy想了想说：“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

Amy的另外一个观察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些人判若云泥，但Amy慢慢地也在她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作为挚友，我观察到Amy在这份工作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身份认同。

一开始，她会把自己和这些女孩鲜明地划分开，“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对她们的很多做法不认同。”

但随着接触的个案越来越多，Amy开始思考：“我和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一样——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我们都是为了获得理想中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来到纽约，结果我们都面对预期的落差，和现实生活中很多的问题。”

许多女孩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会说，“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国去了”。Amy好几年前离开中国去美国读书，飞机起飞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国”。但是Amy的主意似乎发生了变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渐渐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过我的clients大多数不知道，也抗拒思考这个问题。”

在Amy看来，法律保护和社会支持固然重要，但只有受害者自己才能真正帮到自己。Amy反复提到，她们最需要的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这包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最关键的是她们在和自己相处时的感受，她们往往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会非常不安，无法认同自己。”Amy说。

这些女性活得非常割裂。在Amy所接触的这个女性群体中，几乎没有一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干什么，却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着自己的“美国梦”，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从中获得幸福感。

现实却是，她们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共用肮脏的厕所，忍受蟑螂和老鼠，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很多人是用地域来划分幸福的，”Amy解释说，“她们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国’，就莫名的开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

因此，在Amy的工作中，她更多地是让她所服务的人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确认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些受害者经历了太多的摧残，普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她们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尊重自己。”Amy对此感到惋惜。

“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

在法庭，Amy本来以为我们会遇到卡马乔法官的继位者——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Toko Serita)。虽然芹田法官那天不在，但这并不影响第8号法庭内的秩序和温暖。

进入法庭前，一个警察突然面向Amy举起了右手，在国内申请旁听也屡遭驱逐的我倍感震惊，总提防着时刻要被轰走。但Amy却默契地和他击了一下掌。警察跟她说今天人不多，看到我与Amy在一起，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Amy告诉我：“他知道这里中国人多，而她们往往不会讲英文，他就用翻译软件查到‘请保持安静’，还问我翻译得对不对，发音是否准确。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庭，警察会对听不懂英文的人大声训斥。”

皇后区这间法庭上所洋溢的价值感和尊重，正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其他法院也在学习这种人性化的干预模式，但Amy说很难找到类似感觉。

而芹田法官在的时候，“整个法庭都活了”。Amy说：“她没有用权威去审判别人，而是用爱去改变别人。”

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躏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也难以相信任何人。一些个案因卖淫罪被抓十余次，却仍拒绝接受辅导和帮助。

建立信任是Amy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她曾见证过几个法庭上的常客如何对机构建立了信任，最终在法庭和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离开人贩子的控制，获得谋生技能并重新融入社会。

Amy闪着泪光告诉我，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些微进步，芹田法官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这位“疑犯”面前，和她拥抱，对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每当此时，在座很多人会跟着流下热泪。

Amy所在的机构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减免学费。一些女孩在社区大学顺利毕业，甚至毕业后在一家当地医院担任医疗助理。

在和中国一位刑事辩护律师谈起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干预模式时，律师告诉我这在当下中国不太可行。这主要因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没有这个自由。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这位律师担心，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

也许正是这种差异，使得Amy在对国内的家人和朋友解释自己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困难。“我的家人不太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觉得总之是善事，所以很支持我；我的朋友愿意听我讲述自己的工作，不过多数是出于猎奇的心态。”

也许，只有Amy自己明白为何坚持。

“最开始的那几个月我真的每一天都想要辞职。如果没有上帝，我早已放弃。”作为基督徒的她，相信这是上帝给她独特的历炼。“我的梦想是成为社工学的教授。我感恩上帝今天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部电影，有时你感到无聊，只不过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全部。”

Amy是我这辈子感情最深的朋友。她从事社工专业后，我目睹她比原来更加成熟冷静，也更加宽容。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伤痛，我也是。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但在这份工作中，我从每一个个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使我的resilience（抗逆力）越来越强。”

当年与Amy一起毕业的社工系同学，只有她一人还在坚持本专业，并越做越喜欢。“我的女孩们都很坚强。她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永远站不起来。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令我从未停止反思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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